2019-08-22 09:54:48   作者:徐斯年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   点击:

  

  2001年,李安执导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一举荣获多项奥斯卡奖,此前还在世界各地捧下十四种奖座。美国上映该片仅七星期,票房收入就高达3760多万美元!它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之一,便是让观众发现了一个名字——王度庐;身为小说作家,他被历史遗忘已达半个世纪!
  李安说,他拍武侠片“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”。武侠世界的非现实性,使他可以将很多内心体验“加以表象化、具体化”;而这里所蕴涵的爱、恨、情、义,又是具有永恒性的。他又说,自己之所以被王度庐的原著吸引,是因为以往武侠作品多以男性为中心,而“这里却出现了很有趣的女主角”——玉娇龙,她“才是真正性格上的英雄”。李安的上述见解,可以作为解读本书的一把钥匙。
  但是《卧虎藏龙》原著的社会背景更为广阔,人物关系、矛盾冲突更为尖锐复杂,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迷离。玉娇龙和罗小虎的性格,比李慕白和俞秀莲更富叛逆性和冲创性(the Power)。后者那种被压抑的情感,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火山爆发般的喷放:后者的终身遗憾,在他们这里得到了“补偿”;然而,他们也没有进入“自由王国”,他们的痛苦,竞比那两位前辈更加摧心裂肺。

  

  玉娇龙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命意志。但是她的性格又十分复杂:善中带恶,亦正亦邪,工于心计而又幼稚天真,尖刻狠辣而又优柔寡断,极富叛逆精神而又难以挣脱传统、战胜“自我”……这种性格通过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展现出来:她在八方受敌的处境之下,以四面出击的姿态,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、各组矛盾的主要方面。
  玉娇龙首先面对的,是一股非常强大的侠义势力,其中包括李慕白、俞秀莲这样的“白道大侠”,铁贝勒、德啸峰、邱广超这样的“贵胄之侠”,以及刘泰保、蔡湘妹、史胖子、猴儿手等“闾巷之侠”。玉娇龙与他们结怨的近因,在于她的偷盗青冥剑和纵容耿六娘,并且因此而犯下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——杀死湘妹之父蔡九。这既反映着她的任性和善恶不分.又透着一股不服“权威”管辖的“邪气”
  (侠义道中的三类人物.对这“邪气”的态度是并不一致的)。从整体上看,玉娇龙与他们的冲突属于“善”与“善”的矛盾,是一个“互相认识”、“化敌为友”的过程。
  玉娇龙与耿六娘形成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挟制的关系,因而其中也蕴含着冲突,这在本质上是善与恶的冲突。她女扮男装闯荡江湖时与那些武林豪客、黑道匪类的争斗,也属于善与恶的冲突。李慕白、俞秀莲、孙正礼的“搅局”和她本人的任性,使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化,以致玉娇龙自己反倒成了“白道”侠客的大敌。李慕白斥责她“杀人放火”,主要指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行为,这种指责显然不够公允。
  直接造成悲剧后果的,是玉娇龙的婚姻.主要矛盾是她与鲁君佩的冲突,鲁君佩的背后则有阴险的费伯绅等。这是一股有权有势、十分毒辣的邪恶势力。他们主要并不凭藉武力,而是看准玉娇龙的弱点,以她父兄的身家性命为挟制筹码,以她的天伦之情为打击重点,迫使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玉娇龙不得不就范。围绕这对矛盾的是玉娇龙与家庭、与罗小虎的关系,这两层关系中也都包含着冲突。深爱着罗小虎的玉娇龙.为什么又肯接受“父母之命”?武功绝顶的玉娇龙,为什么要靠罗小虎的“强盗办法”才能脱离鲁府?她为什么必须设计如此复杂、诡秘的跳崖之计,来摆脱贵族社会的羁縻?这一切都可归结到一个答案:外部敌人不在话下,玉娇龙最难战胜的倒是“自己”,既包括自己的贵族身份、素养和观念,也包括自己与贵族家庭、上层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,更包括自己的孝心和亲情。
  传统武侠小说,着力宣扬的多是建功立业、除暴安良之类属于“外部范畴”的价值行为和观念,而对侠者的“内部世界”则普遍缺乏关注。王度庐研究过心理学,他不仅把玉娇龙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“人”,更把她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“人”来描写。玉娇龙捍卫的主要不是那些“外部价值”,而是“爱的权利”,实质也是“人”的权利、心灵自由的权利。作者从这一点切入人物内心,着力渲染玉娇龙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。
  书中第一次写到这种孤独感,是十六岁的玉娇龙随着父母从伊犁返回且末时,她有一种“如被囚在笼中的小鸟”似的心态。这是一种无人 “囚”之,却油然而生的“自囚”感:此时她身边的“外部生活”并未主动对她的“自由意志”施加抑制和压力。这种心态,在形而下的意义上,是对隐私里的草原生活、浪漫爱情的顾恋,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,则是“灵与肉(不应简单地阐释为肉欲)”的冲突在她“内部生活”中的发酵,是“灵”的觉醒和求索。
  当玉娇龙经历一系列的争斗、挫折、挟制、屈辱之后,虽由罗小虎替她制服了鲁君佩,她却仍旧感到十分凄凉、颓唐。此时,作者又大力渲染她的孤独感:
  “玉娇龙,这貌美多才,出于名门的玉娇龙,现今已被人目为一个可怕的东西。……赤手空拳揣着一颗受伤的心,可往哪里去呢?”这种无处可以立身的孤独感,与四年前在新疆的心态不同,它是真正被囚的“囚徒心态”,而且怀着鲜血淋漓的心灵创伤——人生最大的痛苦,不正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吗?然而,八方受敌的境遇,恰恰促进了玉娇龙叛逆精神和生命能量的积聚,酝酿着更加激烈的爆发。

  

  但是,爆发之后,玉娇龙还是没有摆脱寂寞心境。当她“头也不回”地挥鞭离开罗小虎时,伴随她的仍是凄清和悲凉。这又是一种孤独,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玉娇龙自己酿造的,但它又意味着生命力为克服内敌、外敌而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,意味着生命力将向新的高度飞跃、突进——孤独者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无比旺盛的,她是真正的强者。
  “一朵莲花”刘泰保,又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物,但他缺乏 “灵”的追求,没有玉娇龙似的孤独感。作为北京城里的“混混儿”,小说里的刘泰保有着不少咱们中国的“国民劣根性”。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 四字:他全沾边,虽然“色”常表现为想人非非的白日梦,
  “财”仅限于赌场上的少输多赢。他又好吹牛,死要面子,善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自我安慰,很有几分阿Q相。然而,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、相当清醒的“阿Q”
  (就此而言,他又有几分近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——当然没有后者那些好运气)。他在大节上并不含糊,是个明是非、有骨气、有智能、有血性、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。尤其是他那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、遇事“咬住不放”的“青皮精神”,委实值得赞赏!初见蔡湘妹,他有一段“自我介绍”(见第一回);被铁贝勒辞退时,他有一段“告别词”(见第四回),都是掷地有声的“混混儿宣言”。
  刘泰保又是一个结构角色,全书主要情节都是经由他的推理和行动而得以层层演进的。他的归纳演绎能力颇强,虽然第一个演绎(以蔡九父女为盗剑者)是错误的,但这条错误的线索毕竟把他带近真正的“嫌疑对象”,并且使他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。尽管他的判断仍走过不少弯路,但是其观察、分析事象的细密,
  “反侦察”手段的机智(例如擒伏、利用“长虫小二”),
  “正面试探”行动的大胆,都显示着这位热衷于“出名”、“捞面子”的混混儿,确实不乏智慧、经验和能力。在武艺上,刘泰保是被动的,是弱者,然而在谋略上,他却步步为营地转化成了强者,以至令整个九门提督府惶惶不安、愁眉莫展,连年都过得忐忑而惨淡。
  刘泰保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,起先他想借玉娇龙的事“出风头,露一露脸,好找一碗饭”;但是随着情节发展,闪光的方面也逐渐显露出来。他的屡败屡战,小而言之是要替自己恢复名誉、为岳父报仇;大而言之,是要维护正义,打抱不平。当然,他对“正义”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,经历了一个“否定之否定”的过程的。这认识的转变,始于追踪罗小虎并进而同情小虎的身世和爱情。此时,刘泰保的愤怒转而指向鲁君佩和下嫁鲁府的玉娇龙。直到发现玉、罗情缘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之后,他的“认识过程”方告结束,夫妻二人及其“哥儿们”,于是成为玉、罗的坚决支持者。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,显示出了“闾巷之侠” 与铁贝勒、李慕白等“贵胄之侠”、
  “白道大侠”的明显反差。
  正如刘泰保嘲笑“大英雄”李慕白时所说的:
  “幸亏还有我们这一伙不是英雄的!”这里显示着一种“平民精神”,鲁迅先生说得好:
  “诚然,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,不明史法,不解在瑜中求瑕,屎里觅道,但能从大概上看,明黑白,辨是非,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(六至九)》)

  

  王度庐出身于北京旗人家庭,自幼习染着与满族风情混为一体的京味文化。他把对于老北京城及其风土人情的体验糅人本书,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“京味风俗画”。
  本书并非历史小说,但是作者对清代北京地理的描述却很精确。当时的北京,除了皇城、紫禁城,还有内城、外城之分,内城全由八旗按区分驻;又有“东富西贵北贫南贱”之说,指的是内城东部多富户、西部多贵胄、北部多贫民,而南城(即外城)则聚居着以汉族为主的各色平民。作者把九门提督王府“设置”在鼓楼西大街的正黄旗驻地,这是有文献依据的;往西,有邱广超府;向北,偏僻的积水潭一带居住过蔡九父女,由此出德胜门,就是夜战耿六娘的土城。有趣的是:王度庐把丐头“长虫小二”的“据点”安排在鼓楼以南的“后门里”,其实这是王氏故居的所在地,属于镶黄旗;往东就是铁贝勒府和刘泰保婚后的住宅;德啸峰府则在东南面,属于正白旗。以玉娇龙为中心的许多故事.都发生在上述区域。
  外城前门大街与骡马市大街的交叉点是珠市口。作者让罗小虎在此落脚;他与刘泰保打架的“绮梦楼”,就在东面的“八大胡同”;西北方向有煤市街,杨健堂的全兴镖局设在这里,蔡湘妹也曾在此暂住;附近的“打磨厂”是一条著名的长街,镖局和铁匠铺最多。与江湖人有关的许多故事,多发生在这个地区。
  清代北京城由四重城墙层层包围,平民百姓不能进入紫禁城和皇城,所以内、外城两大区域之间以及对外地的交通,必须经由“内九外七”十六座城门。本书所写人物活动的交通路线,都严格遵循这一制约,经得起历史地图的检验。
  满族文化有其特色。从玉娇龙的家庭生活,读者可以看出旗人对女孩的管束比较宽松;
  “小姑当家”的风习,更说明女子地位高于汉人家庭。第八回中,作者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典型的旗俗婚礼。
  说到北京民俗,庙会之多是一大特色。本书写得最为细致生动的,就是妙峰山的庙会。1925年,北京大学的顾颉刚等就此做过专题调查.后来将调查材料编印成《妙峰山》一书。王度庐所写庙会及跳崖风俗的起源、
  “送会启”的仪仗仪式、进香的路线、
  “香会”的分类与职能各种各样的民间技艺表演形式,既可与民俗学家的调查互为参照。又更富于生活气息。刘泰保的调度有方,
  “打磨厂哥儿们”的精彩技艺,正显示着民俗学家赞赏过的下层社会所存人类“新鲜气象”
  (语见《妙峰山》一书)。在小说里,这些民俗活动关系到一个机密的行动计划,所以“嘉年华”式的狂欢之下,又隐现、弥漫着诡秘而悲壮的氛围。民俗事象成为有机的故事情节,获得了生动的文学个性。
  (相比之下,电影结尾似乎少了几分风俗画的精彩。)

  

  学术界尊王度庐为近代武侠悲情小说“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”,他对包括金庸、古龙在内的港台“新派”武侠小说作家也影响深远。古龙说:
  “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,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。”
  王度庐一生写了16部武侠小说另有言情小说若干。他的代表作 “鹤一铁五部曲”描写四代侠士、侠女的爱情故事,互相既有联系又可各自独立,
  “鹤一铁五部曲”在当时就很轰动,不仅在沦陷区流传甚广,而且不胫而走,影响远及大后方,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“王度庐教授”,连日演说“九华奇人传”的事件(原著里李慕白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)。
  王度庐的文字不事雕琢,淡雅处极近白描,极富于文学意象之美。他的作品较着重描写人性的弱点与刻画心理冲突,但在武打方面却“朴拙”得出奇,而以“侠骨柔情”贯穿全篇。台湾学者叶洪生说:
  “说来也怪!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,没有神功秘笈,甚至连江湖帮派,武林高手都没有,简直不像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武侠小说!咋看之下,王派 ‘江湖’平平无奇,
  ‘武艺十分’笨拙!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,又心有千千结!似乎没有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……但细加品味.掩卷深思,他们的身影都活生生、血淋淋地直逼眼前!泣诉江湖儿女的悲情、现实的无奈;令人感同身受,低迥不已。——这就是王度庐小说的艺术魅力。”
  《卧虎藏龙》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连载于《青岛新民报》,原名为《卧虎藏龙传》,一九四八年三月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分五册出版,书名改为《卧虎藏龙》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该书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又多次再版。
  此次修订整理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励力出版社的一九四八年三月版本。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,对原书的一些文字、标点及部分字句作了订正,对段落划分作了调整,并略有删节。王芹女士是王度庐先生的女儿,熟悉王度庐先生的语言习惯,由她来修订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因此此次出版的应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版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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